摘要：隨著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湧入城市，加速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促使城中村迅速 發展 。處於城市邊緣的這些外來農民工往往既以農民的眼光看待城市，同時又以「市民」的眼光看待 農村 ，讓他們身處城鄉這兩種相互摩擦和相互衝突的文化環境之中，成為典型的「邊緣人」。我們通過深入 分析 農民工在自我身份認同和 社會 認同方面的 問題 及成因，以及農民工面臨的主要困境，提出了有關制度設計、政府公共服務、文化融合、社會公平、自我意識、社工服務等對策，以便更好地解決城中村農民工身份認同危機。
關鍵詞：城中村；農民工；身份認同；社會認同；困境與對策
城中村的形成與發展，從客觀上說，這是我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結果，而城市的快速發展是通過徵收周邊農村耕地獲得擴展空間；從主觀上說，「城中村」的形成是我國城鄉二元管理體制及土地二元所有制結構所造成的，而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又進一步加劇「城中村」的形成；從個體理性選擇的角度看，這是農民不斷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結果[1]。社會學界認為農民工主要是指在繼80年代以後出生、進入到城市打工的農民[2]，而在「城中村」的形成與發展的背景下，農民工的界定發生了變化。
一、城中村的形成與發展及農民工定義
（一）當代 中國 城中村界定及其成因
1.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迅速發展與擴張
城市的發展與擴張是城中村形成的重要外部力量，特別是近年來城市化的飛速膨脹更是直接促進了城中村的形成。眾所周知，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曾一度滯後，城市化進程經歷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從起步到成熟發展期，尤其是改革開放後，我國城市化進程又邁進了新的階段。
2.制度障礙與管理缺位
（1）二元管理體制是城中村問題形成的核心原因
由於城鄉二元管理體制的建立，城鄉之間出現明顯的「剪刀差」[4]。城中村在地域上已被納入城市空間範圍，在規划上屬於城市區域的一部分，其發展與城市關係密切，本應納入城市的統一規劃、建設與管理。
（2）管理缺位進一步導致城中村問題積重難返
城中村處於城市與農村之間，對於城中村，政府難以按照城市或者農村的管理制度進行實施，往往顧了這頭，忘了那頭，容易出現管理缺位；同時，城中村人口的複雜使管理形式要求較高，而政府在短時間內還不能完全掌握城中村的變化，制度也不是那麼容易建立起來的，因此，管理的疏忽和缺位使城市與農村的差距越來越大。
（3）城鄉二元土地所有制——城中村土地利用制度的鴻溝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而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又沒有完全脫離土地去適應城市的生活，仍有自己的土地，他們身份的雙重性也使城市與鄉村的土地制度相應發生變化。
（4）土地徵用制度——集體土地所有權改變的獨木橋
有關專家認為，造成農民失地失業的真正原因不是城市化進程，而是現行的征地制度。由於我國現行征地制度是在建立土地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公有制基礎上，根據 實際形成並沿用至今的，而現行征地制度並沒有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財產的所有權及其使用、收益和處分權[5]。
3.外來人口的湧入及其居住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與城市的快速發展相對應，國內出現了大規模人口流動，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如北京、廣州、上海、浙江等地，人口流動比較頻繁。在近1.5億的遷移流動人口中，跨省的有4 779萬，占遷移流動人口的1/3，比2000年增加500萬[6]。
4.農民素質和利益驅動
農民長期形成的小農意識使其在住宅建設開發中只顧眼前利益而忽視了長期效益。村民只看到眼前只要搭建一個平方就能多獲取一份收益， 對道路、污水、垃圾等其他問題則不聞不問， 根本不考慮現在的 「犧牲」可以換取未來的更大收益。
5.南寧市城中村改造形勢的驅使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功能的完善、環境的改善，城中村規划水平低、建築品位低、管理薄弱、環境惡劣等問題日益顯現，改造「城中村」勢在必行[7]。
（二）農民工及城中村農民工的界定
一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結果[8]。改革開放以來，由於 工業 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出現大量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南寧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4%，而近年來，隨著 經濟 的發展，南寧市的城鄉富餘勞動力不斷增加，外出勞務日趨活躍。
二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是造成農民擁向城市的直接動因[8]。城市大量就業機會與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並存是農民工產生的直接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發達地區大小城市產業結構調整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率先興起的大批鄉鎮 企業 迅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三是農民分化的最大結果[8]。隨著農村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農民階級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農民分化必然產生農民工。其次，農民工是農民分化人數最多的群體。
二、農民工身份認同的主要問題及其成因
（一） 研究 背景
1.農民工的自我認同
斯特克瑞認為，為了能夠以一種有序的、內部一致的方式行動，一個人必須定義環境：即誰是環境中的他人，誰是環境中的自己[2]。定義誰是環境中的自己就是自我認同。自我認同是 影響 社會融合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社會認同感
社會認同是人們對自身角色以及與他人關係的一種定位，在這裡，「角色」是人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也是想像中的自身社會形象或身份，它確定了人們行為的「腳本」[10]。對每一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人來說，城市和農村的不同構成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化力量。
3.對城市的歸屬感
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屬感主要是指農民工對其所在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心理上的認同感以及依賴感。農民是否選擇留在城市關鍵在於其對所在城市文化的認同程度如何。為考察萬秀村農民工對南寧市的歸屬感，問卷調查了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發展再好和自己沒關係」這種觀點的態度。
4.對家鄉的歸屬感
有些研究者認為，農民工對家鄉的歸屬感也可稱為「鄉土記憶」[11]的重現。農民在城市務工的時間越長，就意味著他們在農村的生活經歷越豐富，同時對農村傳統、生活習慣、村規等認同更堅定，如在鄉土社會中，他們比較強調血緣關係與地緣關係的重視的聯繫，而除血緣關係以外的最重要的社會關係則是他們在地緣關係上建立的同鄉關係。
關鍵詞：城中村；農民工；身份認同；社會認同；困境與對策
城中村的形成與發展，從客觀上說，這是我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結果，而城市的快速發展是通過徵收周邊農村耕地獲得擴展空間；從主觀上說，「城中村」的形成是我國城鄉二元管理體制及土地二元所有制結構所造成的，而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又進一步加劇「城中村」的形成；從個體理性選擇的角度看，這是農民不斷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結果[1]。社會學界認為農民工主要是指在繼80年代以後出生、進入到城市打工的農民[2]，而在「城中村」的形成與發展的背景下，農民工的界定發生了變化。
一、城中村的形成與發展及農民工定義
（一）當代 中國 城中村界定及其成因
1.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迅速發展與擴張
城市的發展與擴張是城中村形成的重要外部力量，特別是近年來城市化的飛速膨脹更是直接促進了城中村的形成。眾所周知，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曾一度滯後，城市化進程經歷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從起步到成熟發展期，尤其是改革開放後，我國城市化進程又邁進了新的階段。
2.制度障礙與管理缺位
（1）二元管理體制是城中村問題形成的核心原因
由於城鄉二元管理體制的建立，城鄉之間出現明顯的「剪刀差」[4]。城中村在地域上已被納入城市空間範圍，在規划上屬於城市區域的一部分，其發展與城市關係密切，本應納入城市的統一規劃、建設與管理。
（2）管理缺位進一步導致城中村問題積重難返
城中村處於城市與農村之間，對於城中村，政府難以按照城市或者農村的管理制度進行實施，往往顧了這頭，忘了那頭，容易出現管理缺位；同時，城中村人口的複雜使管理形式要求較高，而政府在短時間內還不能完全掌握城中村的變化，制度也不是那麼容易建立起來的，因此，管理的疏忽和缺位使城市與農村的差距越來越大。
（3）城鄉二元土地所有制——城中村土地利用制度的鴻溝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而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又沒有完全脫離土地去適應城市的生活，仍有自己的土地，他們身份的雙重性也使城市與鄉村的土地制度相應發生變化。
（4）土地徵用制度——集體土地所有權改變的獨木橋
有關專家認為，造成農民失地失業的真正原因不是城市化進程，而是現行的征地制度。由於我國現行征地制度是在建立土地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公有制基礎上，根據 實際形成並沿用至今的，而現行征地制度並沒有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財產的所有權及其使用、收益和處分權[5]。
3.外來人口的湧入及其居住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與城市的快速發展相對應，國內出現了大規模人口流動，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如北京、廣州、上海、浙江等地，人口流動比較頻繁。在近1.5億的遷移流動人口中，跨省的有4 779萬，占遷移流動人口的1/3，比2000年增加500萬[6]。
4.農民素質和利益驅動
農民長期形成的小農意識使其在住宅建設開發中只顧眼前利益而忽視了長期效益。村民只看到眼前只要搭建一個平方就能多獲取一份收益， 對道路、污水、垃圾等其他問題則不聞不問， 根本不考慮現在的 「犧牲」可以換取未來的更大收益。
5.南寧市城中村改造形勢的驅使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功能的完善、環境的改善，城中村規划水平低、建築品位低、管理薄弱、環境惡劣等問題日益顯現，改造「城中村」勢在必行[7]。
（二）農民工及城中村農民工的界定
一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結果[8]。改革開放以來，由於 工業 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出現大量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南寧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4%，而近年來，隨著 經濟 的發展，南寧市的城鄉富餘勞動力不斷增加，外出勞務日趨活躍。
二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是造成農民擁向城市的直接動因[8]。城市大量就業機會與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並存是農民工產生的直接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發達地區大小城市產業結構調整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率先興起的大批鄉鎮 企業 迅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三是農民分化的最大結果[8]。隨著農村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農民階級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農民分化必然產生農民工。其次，農民工是農民分化人數最多的群體。
二、農民工身份認同的主要問題及其成因
（一） 研究 背景
1.農民工的自我認同
斯特克瑞認為，為了能夠以一種有序的、內部一致的方式行動，一個人必須定義環境：即誰是環境中的他人，誰是環境中的自己[2]。定義誰是環境中的自己就是自我認同。自我認同是 影響 社會融合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社會認同感
社會認同是人們對自身角色以及與他人關係的一種定位，在這裡，「角色」是人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也是想像中的自身社會形象或身份，它確定了人們行為的「腳本」[10]。對每一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人來說，城市和農村的不同構成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化力量。
3.對城市的歸屬感
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屬感主要是指農民工對其所在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心理上的認同感以及依賴感。農民是否選擇留在城市關鍵在於其對所在城市文化的認同程度如何。為考察萬秀村農民工對南寧市的歸屬感，問卷調查了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發展再好和自己沒關係」這種觀點的態度。
4.對家鄉的歸屬感
有些研究者認為，農民工對家鄉的歸屬感也可稱為「鄉土記憶」[11]的重現。農民在城市務工的時間越長，就意味著他們在農村的生活經歷越豐富，同時對農村傳統、生活習慣、村規等認同更堅定，如在鄉土社會中，他們比較強調血緣關係與地緣關係的重視的聯繫，而除血緣關係以外的最重要的社會關係則是他們在地緣關係上建立的同鄉關係。
收藏